海派文学的特点是什么？有哪些代表人物？谁是海派文学的代表人物？
本文目录：
海派发展三阶段：
1.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
代表人物：包天笑、周瘦鹃
特色：上承《红楼梦》、《花月痕》的传统，外受《茶花女》的哀怨与世纪末的感伤的影响，展现出一种落魄者的孤独感。
2.三十年代现代主义流派
代表人物：张资平、章衣萍；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上海现代派）。
特色：直接取法外国现代主义思潮，如日本新感觉派、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说等，剖析洋场社会人的行为方式和深层意识结构。描写‘大都会的破体’，呈现出梦魇似的压迫感。
3.四十年代承言情传统和现代主义探索的新海派
代表人物：徐、无名氏、苏青、张爱玲
特征
繁华与靡烂
“海派”文学的最大特色――繁华与靡烂的同体文化模式：强势文化以充满阳刚的侵犯性侵入柔软靡烂的弱势文化，在毁灭中迸发出新的生命的再生殖，灿烂与罪恶交织成不解的孽缘。当海派文学的渊源时，似乎很难摆脱这样两种文化的同体现象，也可以说是“恶之花”的现象。但上海与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不一样，巴黎从来就是世界文明的发射地，它的罪恶与灿烂之花产生在自己体腔内部，具有资本主义文化与生俱来的强势特性，它既主动又单一，构成对他者侵犯的发射性行为，而在上海这块东方的土地上，它的“恶之花”是发酵于本土与外来异质文化掺杂在一起的文化场上，接受与迎合、屈辱与欢悦、灿烂与靡烂同时发生在同体的文化模式中。本土文化突然冲破传统的压抑爆发出追求生命享受的欲望，外来文化也同样在异质环境的强刺激下爆发了放纵自我的欲望，所谓的海派都市文学就是在这样两种欲望的结合下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个性。
雅俗善恶二元混杂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
海派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绘画艺术，继续着元、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日益占据画坛主流，山水画的创作以及水墨写意画盛行。在文人画思想的影响下，更多的画家把精力花在追求笔墨情趣方面，造成了形式面貌的更加多样，愈加派系林立。在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影响下，清代画坛流派之多，竞争之烈，是前所未有的。清代绘画的发展，大致也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初期，受皇室扶植的“四王”画派，成为画坛的正统派。他们以摹古为主旨，崇尚董、王和元四家，讲究笔墨趣味和技巧功力，但是内容缺乏生气。他们的山水画风影响了整个清代。在江南地区则出现了一批富于个性和创新精神的画家，他们主要是明代遗民，政治上无法与清统治者合作，艺术主张也迥异于北方的四王。代表人物为“四僧”、“金陵八家”及“新安派”等。其中，以四僧的成就最为突出，对后世影响也最大。
康熙末年至嘉庆年间，随着政权的巩固、疆域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出现了所谓“康乾盛世”。绘画也变得更加活跃，名家辈出。皇室扶植的宫廷绘画的内容和形式都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尤以人物画的成就最为突出。南方的扬州，由于商业的发达和交通的便利，许多画家集中于此卖画为生，形成了扬州画派，其代表画家被称为“扬州八怪”。他们继承四僧及先贤传统，以革新的面貌出现于画坛。常以四君子等花卉为题，抒发性情，手法上采用了水墨为主的多种手段，形式更加不拘一格，对后世直至今日，都有深远影响。
扬州八怪是指清代康熙中期至乾隆末年活跃于扬州地区的一些职业画家，具体所指，说法不一，由于人数众多，故有“扬州画派”之称。其实，扬州画派诸家在艺术上面目各不相同，但也共同之处。首先，由于他们大多都出身于知识阶层，虽有人任过小官，但最终都以卖画为生，生活清苦，故多借画抒发不平之气；其次，他们都注重艺术个性，讲求创新，强调写神，并善于运用水墨写意技法，画面主观感情色彩强烈，并以书法笔意入画，注意诗书画的有机结合。这些因素使得他们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艺术潮流，以标新立异的精神给画坛注入生机，并对后世水墨写意画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清代宫廷绘画，以康乾两朝为最盛。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画家，有专在内廷所设画院机构供职的宫廷画家，也有兼任官职的大臣画家和院外卓有成就的画家。各自以不同的技艺受到皇室的重用。康熙年间有焦秉贞、冷枚、唐岱等人，乾隆年间有丁观鹏、金廷标、姚文翰、徐扬等人。还有一批外国传教士画家，以郎世宁为代表。他们日常所绘的主要题材有描绘帝后及皇家、大臣等上层人物的肖像画，表现宫内生活场面的宫廷生活画，纪录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纪实画，装饰宫廷用的山水画及花鸟画等。院画的形式多种多样，人物有工笔重彩和白描两种画法，花鸟画也有工笔和没骨两法，山水则宗四王一派，另外，中心合璧的画风也风靡一时，唯独水墨写意画没有传播。
从道光年间开始，清王朝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伴随政治的衰败，以怡情养性为尚的士大夫画逐渐衰微。为了适应新兴的市民阶层的需要，在题材内容，风格技巧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著名的有上海地区的“海派”和广东地区的“岭南派”。
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两位比较著名的人物画家，他们就是改琦和费丹旭。他们善画人物、佛像，尤精于仕女，有“改派”和“费派”之称。
四王的派系势力在道光、咸丰年间渐呈衰微之势，有成就的画家不多，只有汤贻汾与戴熙的山水有所突破，为时人所重，钱杜、胡远、吴b祥、吴庆云等人的山水，也被称誉一时。鸦片战争后辟为商埠的上海也由于经济的发展，成为了东南地区的文化中心，许多以卖画为生的艺术家迁居于此，开始了他们在上海的从艺生涯。由于他们面对的欣赏、购买对象是新兴的市民阶层，所以他们的艺术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除了保持传统文人画的要求之外，他们更加注重从西画技巧中吸收营养，以及向民间艺术学习，形成了被称为“海上画派”的群体，简称“海派”。其代表人物有赵之谦、虚谷、任熊、任颐、吴昌硕等人。
简述海派艺术的代表画家及作品
清末民初，上海成了中国最繁荣的商业城市，取代了苏州、扬州等重要的商埠地位。于是，一些绘画高手，纷至沓来，“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他们继“扬州八怪”之后形成中国近代绘画史上最后一个画派――海上画派。在海上画派中，首推任伯年和吴昌硕。
任伯年(1840―1895)，名颐，浙江绍兴人。十七岁时曾参加太平军，后流浪江湖，以卖画为生。十九岁曾拜任薰为师，后定居上海。四十多岁，艺术成熟，名声大噪。因卖画日夜挥毫，支撑不住，，就吸食鸦片，损害了健康，56岁就去世了。任伯年学陈老莲人物，学徐熙、恽格没骨花鸟，学徐渭、朱耷写意，练得能悬腕中锋画极细之处。他还学习民间绘画和西洋水彩画，注重写生。吸收素描、色彩的技法，加强中国画写实成分。他把工笔与写意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画法与西洋画法结合起来，把文人画与民间绘画结合起来。任伯年重视观察生活，采访民情，通过表现某些历史题材，以借古喻今的方式创作了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作品，如《苏武牧羊》、《关河一望萧索》、《莫干炼剑》等。
吴昌硕(1844―1927)，名俊卿，字昌硕，号缶庐、老缶等，浙江安吉人。幼年时生活清苦，酷爱读书，喜欢书法纂刻。22岁那年考中秀才，但无意仕途，仍潜心研究艺术。据说他在30岁时，任伯年见到他的画，认为其笔墨已很有功夫，竟拍案叫好。吴昌硕从篆刻书法入手，把金石篆籀笔法引入花鸟画中，形成“雄健古茂，盎然有金石气”的风格。吴昌硕画梅，苍劲老辣，雄健凝重，画兰于苍健中透出秀丽、高雅。他画牡丹，施用浓艳的洋红，与墨色对比，透明强烈，艳而不俗。吴昌硕在花鸟画的运笔、泼墨、著色等方面都作了开拓。他对后来齐白石、潘天寿等人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任熊(1822―1857)、任薰(1835―1893)两兄弟曾师法明末画家陈洪绶，精于人物、山水、花鸟，他们对任伯年早期绘画有一定影响。任熊、任薰、任伯年以及任薰之子任预，并称“四任”。虚谷(1874―1896)颇受扬州画派影响，得罗聘神韵，喜用枯笔焦墨，于侧逆中求方正，他的花鸟画很有个性。赵之谦(1829―1884)书法承北碑，篆隶师邓石如，长于花卉。除上述画家外，海派的主要画家还有胡公寿、蒲华、钱慧安、吴友如等。
海派画家是在近两个世纪之交涌现出来的一支活跃而富有生气的画派。他们既秉承传统，又接近现实生活，同时加进了新兴时代的商业性的市民趣味。海派画家群是中国古典绘画向现代绘画过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代表有陈逸飞 <占领总统府><水乡><寻阳遗韵>
京派与海派的不同是什么？
1、代表文学主义倾向不同：
上海现代派承袭了前期创造社的文学向内心掘进的取向，并且以作家叶灵凤为桥梁，把原来附属于浪漫抒情流派的现代主义因素，拓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现代主义流派。
京派是指30年代新闻学中心南移上海后，继续活动于北平追求文学独立性的文学流派，“京派”的理论家带有明清帝都的古朴之风，即使是争论，也具有宁静、恬适和随和的风度。
2、代表人物不同：
在30年代文学的总体格局中，京派由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作为主潮左右着整个文坛，京派和上海现代派是以讲究审美情趣或表现技巧为职志的独具风采的文学支派。
文学史一般认为30年代的上海文坛包括三大作家群体：一是以批判都市文明为主要任务的左翼作家群，如茅盾、丁玲等，二是更顺应广大市民趣味的通俗作家群，如包天笑和张恨水。三是被称为新感觉派的作家群，如穆时英和刘呐鸥。
扩展资料：
京派和上海现代派之争只不过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小小的插曲，两股文学支流的不期而遇的冲荡。在30年代文学的总体格局中，由于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作为主潮左右着整个文坛，京派和上海现代派是以讲究审美情趣或表现技巧为职志的独具风采的文学支派。
应该说，这不是分庭抗礼、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流派，它们的中坚分子倒是声气互通的。沈从文是《现代》杂志的忠实支持者，施蛰存对沈从文的困境也不做袖手旁观。这种对同行的回护，说明京派海派之争是礼让之邦的“君子之争”。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讲演节选：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京派与海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