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应该先说再做对吗？跟随之前要先听取君子的建议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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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向孔子请问君子之道。孔子说：先去实践自己想要说的话，等到真的做到了以后才把它说出来。
本章有两个明显的重点：一是“言”，另一是“行”；以及一个隐藏的重点：“义”。
就“言”的角度来看则有三个须注意的地方：
1.简单地说，本章之意就是君子要先做才说，也可用慎言二字来概括。
2.本章属于“两端四角”启发式教学。慎言不过是成为君子的条件之一，并非仅仅做到慎言即为君子。
3.慎言也就是，爱之于言即为，也是构成仁的众德之一。
颜渊篇，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曰：其言也，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乎（司马牛向孔子请问仁。孔子说：行仁的人讲话十分谨慎。司马牛又问：讲话谨慎就能算是仁了吗？孔子说：这可是很难做到的，一般人讲话是很难做到十分谨慎的）。“为之难，言之得无乎”另有一解：因为知道要实践自己每一句话是很难的，所以讲话一定得要谨慎。此章亦属于“两端四角”启发式教学，指明了也是构成仁的众德之一。
论语之中亦有其它三章言及慎言是成为君子的条件之一：
学而篇，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孔子说：君子不会致力于饮食及居住环境上追求安饱，努力勤快地做事而且谨慎地说话，又能主动地向志向行为高尚的人请求教导指正，这样就可以称得上是好学的人了）。此章先前已有详细讨论，请参见《论语今解・学而第一》0014。
里仁篇，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说：君子必须要能谨慎地说话，而勤勉地做事）。
宪问篇，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说：君子以说得多做得少为耻辱）。
论语之中另有几章也有慎言的意思。里仁篇，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前贤说话时，不会轻易出口。这是因为他们以自己来不及做到所说的话为耻）。宪问篇，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孔子说：随便开口又不觉惭愧的，做起来一定不容易）。
就“行”的角度来看，虽然为政篇本章主要在陈述“慎言”的重要，但是“行”则是做为“言”的取舍标准：能做到的才说它，做不到的就不要说。所以“行”也是本章重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多次提及仁与其中的众德，系以义为指导节制的原则。合于义指导节制的德，才是美德；合于义指导节制的仁，才是真正的仁。因此言与慎言也应当符合义的要求，才能成为君子所须的美德。而这里所谓“能做到的才说它，做不到的就不要说”也正是一种义的表现。
事实上论语中对于行的强调也不少：
除前述两章外，还有学而篇，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里仁篇，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除慎言之外兼提及“行”（“敏于事”、“敏于行”）。尚有以下两章应予注意一下：宪问篇，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孔子说：有德之人一定能说出有价值、有道理的话，但是能说出有价值、有道理的话的人，却不一定为有德之人）。有德之人之所以有言，是来自于德的体验与实践，这种体验与实践也一定含有行的成份。阳货篇，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说：我不想再说话了。子贡问：老师如果不再说话了，那我等学生要凭借什么来继续得到教诲呢？孔子回答说：你可曾听见天说过了什么话吗？四季不是还是照样地运行？万物照样地生长吗？天到底说过了什么话吗）？这章主旨应在说明：下学何以能上达。但也有点强调除了言词之外，行为的观察甚至可能更为重要。
至于“义”的方面，除了前段所言“能做到的才说它，做不到的就不要说”也是一种义的表现之外，论语之中也有一些章节谈论到慎言和义的关系：
为政篇，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子张向孔子请问如何才可以求得官位俸给。孔子说：一方面尽量多听看各种言论，把有疑问的放在一旁，只谨慎地说那些自己有把握的，如此比较不会引起别人的责难；另一方面则尽量多观察各种行为，把有不妥的放在一旁，只谨慎地做那些自己有把握的，如此自己比较不会后悔。讲话很少引来责难，做事又少有后悔，官位俸给自然就不是问题了）。在此章里我们可以看出：知（多闻、多见）也是慎言甚至是慎行的基础之一。而以前也曾提过义的基始即是知，在知（多闻、多见）之后，经过筛选才形成慎言慎行的标准。这个筛选的机制在此虽未言明，但是应该不难看出就是义；而这整个过程（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也还是一个义的表现。
季氏篇，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孔子说：侍奉君子时，有三种容易犯的过失：在不该说话的时候说了话，就是过于急躁；在应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就是有所隐瞒；没有注意君子的神色反应之下便轻易开口，那就像盲者一般瞎了眼）。此章指出除了行之外，时机也是言的标准，而这三种不同时机的选择不也正是义吗？
宪问篇，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在适当的时后才说话，所以别人不讨厌他说话）。此章与上一章相似，也是指出时机的选择（也就是义）也是言的标准之一。
卫灵公篇，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孔子说：一群人整天相处相处在一起，说的尽是些不合宜的话，又喜欢卖弄小聪明，像这样的人实在很难走上人生正途）。此章是一个反面的例子，说明了言如果不能合义可能会带来的害处。
经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到的结论如下：知、行与时机，经过义的筛选，形成了言的标准，在此标准之下所的言即是（慎言），而这样的（确定的才讲、做得到的才讲、时机对了才讲）即是构成仁的美德之一，也是君子应俱备的一种条件。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什么意思?
子贡向孔子请问君子之道。孔子说：先去实践自己想要说的话，等到真的做到了以后才把它说出来。
本章有两个明显的重点：一是“言”，另一是“行”；以及一个隐藏的重点：“义”。
就“言”的角度来看则有三个须注意的地方：
1.简单地说，本章之意就是君子要先做才说，也可用慎言二字来概括。
2.本章属于“两端四角”启发式教学。慎言不过是成为君子的条件之一，并非仅仅做到慎言即为君子。
3.慎言也就是，爱之于言即为，也是构成仁的众德之一。
颜渊篇，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曰：其言也，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乎（司马牛向孔子请问仁。孔子说：行仁的人讲话十分谨慎。司马牛又问：讲话谨慎就能算是仁了吗？孔子说：这可是很难做到的，一般人讲话是很难做到十分谨慎的）。“为之难，言之得无乎”另有一解：因为知道要实践自己每一句话是很难的，所以讲话一定得要谨慎。此章亦属于“两端四角”启发式教学，指明了也是构成仁的众德之一。
论语之中亦有其它三章言及慎言是成为君子的条件之一：
学而篇，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孔子说：君子不会致力于饮食及居住环境上追求安饱，努力勤快地做事而且谨慎地说话，又能主动地向志向行为高尚的人请求教导指正，这样就可以称得上是好学的人了）。此章先前已有详细讨论，请参见《论语今解・学而第一》0014。
里仁篇，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说：君子必须要能谨慎地说话，而勤勉地做事）。
宪问篇，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说：君子以说得多做得少为耻辱）。
论语之中另有几章也有慎言的意思。里仁篇，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前贤说话时，不会轻易出口。这是因为他们以自己来不及做到所说的话为耻）。宪问篇，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孔子说：随便开口又不觉惭愧的，做起来一定不容易）。
就“行”的角度来看，虽然为政篇本章主要在陈述“慎言”的重要，但是“行”则是做为“言”的取舍标准：能做到的才说它，做不到的就不要说。所以“行”也是本章重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多次提及仁与其中的众德，系以义为指导节制的原则。合于义指导节制的德，才是美德；合于义指导节制的仁，才是真正的仁。因此言与慎言也应当符合义的要求，才能成为君子所须的美德。而这里所谓“能做到的才说它，做不到的就不要说”也正是一种义的表现。
事实上论语中对于行的强调也不少：
除前述两章外，还有学而篇，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里仁篇，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除慎言之外兼提及“行”（“敏于事”、“敏于行”）。尚有以下两章应予注意一下：宪问篇，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孔子说：有德之人一定能说出有价值、有道理的话，但是能说出有价值、有道理的话的人，却不一定为有德之人）。有德之人之所以有言，是来自于德的体验与实践，这种体验与实践也一定含有行的成份。阳货篇，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说：我不想再说话了。子贡问：老师如果不再说话了，那我等学生要凭借什么来继续得到教诲呢？孔子回答说：你可曾听见天说过了什么话吗？四季不是还是照样地运行？万物照样地生长吗？天到底说过了什么话吗）？这章主旨应在说明：下学何以能上达。但也有点强调除了言词之外，行为的观察甚至可能更为重要。
至于“义”的方面，除了前段所言“能做到的才说它，做不到的就不要说”也是一种义的表现之外，论语之中也有一些章节谈论到慎言和义的关系：
为政篇，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子张向孔子请问如何才可以求得官位俸给。孔子说：一方面尽量多听看各种言论，把有疑问的放在一旁，只谨慎地说那些自己有把握的，如此比较不会引起别人的责难；另一方面则尽量多观察各种行为，把有不妥的放在一旁，只谨慎地做那些自己有把握的，如此自己比较不会后悔。讲话很少引来责难，做事又少有后悔，官位俸给自然就不是问题了）。在此章里我们可以看出：知（多闻、多见）也是慎言甚至是慎行的基础之一。而以前也曾提过义的基始即是知，在知（多闻、多见）之后，经过筛选才形成慎言慎行的标准。这个筛选的机制在此虽未言明，但是应该不难看出就是义；而这整个过程（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也还是一个义的表现。
季氏篇，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孔子说：侍奉君子时，有三种容易犯的过失：在不该说话的时候说了话，就是过于急躁；在应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就是有所隐瞒；没有注意君子的神色反应之下便轻易开口，那就像盲者一般瞎了眼）。此章指出除了行之外，时机也是言的标准，而这三种不同时机的选择不也正是义吗？
宪问篇，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在适当的时后才说话，所以别人不讨厌他说话）。此章与上一章相似，也是指出时机的选择（也就是义）也是言的标准之一。
卫灵公篇，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孔子说：一群人整天相处相处在一起，说的尽是些不合宜的话，又喜欢卖弄小聪明，像这样的人实在很难走上人生正途）。此章是一个反面的例子，说明了言如果不能合义可能会带来的害处。
经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到的结论如下：知、行与时机，经过义的筛选，形成了言的标准，在此标准之下所的言即是（慎言），而这样的（确定的才讲、做得到的才讲、时机对了才讲）即是构成仁的美德之一，也是君子应俱备的一种条件。
“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是什么意思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意思：对于你要说的话，先实行了，再说出来，（这就够说是一个君子了）。
原文出自《论语・第二章・为政篇》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注释：行：行动；而：连词，表承接作用，接着；更进一步的意思。
读解：
做一个有道德修养、有博学多识的君子，这是孔子弟子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孔子认为，作为君子，不能只说不做，而应先做后说。只有先做后说，才可以取信于人。
两个明显的重点：一是“言”，另一是“行”；以及一个隐藏的重点：“义”。
就“言”的角度来看则有三个须注意的地方：
1.简单地说，本章之意就是君子要先做才说，也可用慎言二字来概括。
2.本章属于“两端四角”启发式教学。慎言不过是成为君子的条件之一，并非仅仅做到慎言即为君子。
3.慎言也就是，爱之于言即为，也是构成仁的众德之一。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什么意思
有些人的习惯是：严格要求别人，坚决放任自己。他们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讲起来条条是道，做起来特别难看。要求别人这样那样，句句话都在理，可他们自己却做不到。这种强求他人的霸道行为，是孔子所反对的，他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你先按自己说的做了，做好了，别人才会见样学样。孔子还进一步说：“己有之而后求诸人，己无之而后非诸人。”自己拥有某种品行，才有资格要求别人具备；自己没有某种缺点，才有资格要求别人纠正。这是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对一个有志者来说，当然应该追求超乎常人的能力和品格。所谓“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不是要求别人做得跟自己一样好，而是要求自己做得比别人更好。它有三个要点：
第一， 以身示范，行不言之教。跟孔子同时代的老子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其意也是提倡用自己的行动引导他人的善行，而不是喋喋不休地教别人做什么、怎么做。无论古今中外，“以身示范”都是最好的教育。春秋贤臣晏子就是一个懂得“行不言之教”的人。他认为治理天下，应该以节俭为本，力戒奢侈之风。他每天上朝，都坐着一辆旧车，驾着一匹瘦马。有一天，齐景公看不过意了，就问：“嘿，难道给您的俸禄还少吗？为什么您的车马糟糕到这种程度？”晏子回答说：“依赖您的赏赐，才能保证我的家人以及与我交往的朋友们都能过日子。我穿得暖、吃得饱，车子旧一点、马瘦一点，已足够使用，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齐景公不忍心让他乘坐旧车瘦马，就派一位官员送给晏子一套高大华丽的车马。晏子不肯接受，送来三次退回去三次。齐景公召来晏子，赌气说：“您不接受车马，我也不坐马车了！”晏子说：“您派我监管文武百官，我尽量节省生活上的享受，给齐国人民做一个表率。就是这样我还怕自己过于奢侈、行为有失检点。现在，您在上面坐华丽的车马，我在下面也坐华丽的车马，老百姓看见了，可能贪图享受，轻视道义，不检点自己的行为。这样，我就没有办法去禁止他们了！”晏子最终还是没有接受齐景公馈赠的车马。晏子不仅懂得用自己的行为引导善行，也懂得用自己的行为制止恶习。当时，齐国人流行一种娱乐：用车轴互相撞击。这种娱乐不仅容易损毁车马，也经常造成身体伤害。官府明令禁止，却屡禁不止。晏子很担心这件事，就造了一辆新车，配上良马，出门时和别人的车轴相撞，他故意叹息道：“车轴相撞是很不吉祥的。这大概是我祭祀时不够虔诚，为人处世不够庄重的缘故！”于是下车，丢掉车子走了。从这以后，齐国人就不再用车轴撞击取乐了。晏子身居高位数十年，始终以身作则，齐国的风气大为好转，受到诸侯们的尊敬，由此可见”不言之教”的功效。用制度禁止一件事，自己却不以身作则，下面的人也不会服从。要感化下属的心，没有比身教更好的了。美国企业家亚瑟・布里恩所说：“位居领导位置的人需要许多天赋的才能，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在现代社会，普遍讲“人权”，讲“人性化管理”，用强制手段逼迫别人去做什么，已经越来越不适宜，以身作则的引导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
第二， 不必要求别人比自己做得更好。在品行与操守方面，你只能要求自己做到更好，不必期待别人比你做得更好。你自私自利，怎么能要求别人慷慨大度呢？你贪生怕死，怎么要求别人视死如归呢？有人发表文章，大力提倡见义勇为。说得倒是动听，可是他遇到坏人坏事，就吓得屁滚尿流，义没有了，勇也不见了。这怎么能让人相信他的话呢？必须“先行其言”，做个样子给人看，才能让人心服口服。春秋时，赵简子亲率三军讨伐卫国。发动进攻的时候，他躲在安全的地方，击鼓下令冲锋，却发现士兵们都畏缩不前。他扔下鼓槌，感叹道：“唉！士兵们竟然已经坏到这种地步了！”烛过听到他的叹息，摘下头盔，横拿着戈，走到他面前说：“这不过是您自己没做好罢了，士兵们并没变坏！”赵简子勃然大怒，拔出剑，架在烛过的脖子上，喝道：”我不委派他人，亲自统率大军上前线，你还说我没做好。你说，我什么地方没做好？”烛过面无惧色，答道：”先君献公，即位才五年，兼并了十九个国家，用的就是这样的士兵。惠公在位两年，纵情声色，残暴傲慢，秦国趁机偷袭，我军大败而逃，用的也是这样的士兵。文公即位三年，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围困卫国，攻占曹国，名扬天下，成为霸主，用的也是这样的士兵。所以我说您没做好，士兵们并没有变坏。”赵简子恍然大悟，收起剑说：“多谢您的指教，我明白了！”他离开了安全之所，站到弓箭的射程之内。结果，只击鼓一次，士兵们便攻上了城墙，大获全胜。赵简子重赏了烛过，并感叹道：“兵车千辆，不如烛过一言！”有一句话说得好：只有不好的将军，没有不好的士兵。将军好不好，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他能否以身作则。自己怕担风险，想让别人替自己卖命是不可能的。无独有偶，齐国名将田单也有过赵简子相同的遭遇。田单曾率数千孤军，死守两座孤城，抵挡燕国大军的进攻，最后反败为胜，一举收复全部失地。田单功成名就后，权力富贵随之而来，他对自己的才能也十分自信。有一年，田单出任齐国主将，率领十万大军，准备进攻翟国。行前，他去拜访仲连子。仲连子说:“您这次攻打翟国，一定不能攻下。”田单不以为然，说:“我曾经凭借即墨这座小城，收复了整个齐国，为什么攻不下小小的翟国？”田单当即上车离开了，不想再跟鲁仲连说话，并决心一战成功。可是，惨烈的战斗进行了三个月，仍没有攻下翟国，齐军却伤亡惨重。田单害怕了，又去拜见仲连子，问:“您怎么知道我攻不下翟国？”仲连子说：“你坚守即墨城时，坐的是盛土的草器，站起来就拿起工具干活，事事做士兵的表率，还激励士兵说:’假如我们的宗庙没有了，我们灵魂将要归向何方？’所以，将帅们有必死的决心，士兵也没有逃生的念头。现在，您东边有掖邑的封地，西边有淄上的财宝，身上系着黄金腰带，富贵无限，春风得意，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喜欢生存，讨厌死亡。所以我料定你攻不下翟国。”田单明白了。第二天，他脱下盛装，缠起头发，挺立在矢石纷飞的危险地方，拿起鼓槌，亲自擂鼓助威。结果，翟国很快就攻下来了。行动比诺言更响亮，身教比言教更有效。要想塑造别人，先得塑造自己；要想鼓舞士气，先得鼓足勇气。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只有做得比别人更好，别人才可能做得像你希望的一样好。
第三， 榜样不要树得太高。你”先行其言”，要让后面的有能力“从之”，这样才能达到引导的目的。你所做的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能力范围，只能算是一项特技，很难普及到每个人。打个比方，乔丹在篮球场上玩“飞人”，球迷们都觉得好，想学学得了吗？所以，你想引导他人，一定不能超出大多数人的认知水平与接受能力。孔子非常注重榜样的群体效应。鲁国曾经规定，赎回在外国当奴隶的本国人，可以到国库领取赎金。孔子的学生子贡赎回了人，却退还了赎金。孔子听说这件事，说：“子贡错了啊。圣人做事，可以移风易俗，教化可以施给人民，不仅适于自己。现在鲁国富有的人少，贫穷的人多，把人赎回后领取赎金，跟子贡相比就显得不廉洁了。不领取赎金，就没有人愿意再赎人了。所以，鲁国人不会再赎人了。”又有一次，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起了一个落水儿童，孩子的父亲为了感谢他，送给他一条耕牛。子路高兴地接受了。孔子听说这件事，夸赞道：“子路做得对，从此鲁国人都会乐于救人了。”过去，中国人老是喜欢把一些大公无私、不爱钱又不怕死、好得不得了的人搬出来做榜样，这跟给他们立一个神位差不多，是不会有多少人“从之”的。树立榜样的目的是引导他人的善行。如果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榜样所能做到的事，就失去了意义。只有让大多数人能够实行，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
